古典自然法论者认为，最高的立法者乃自然本身，自然法构成其相对于实证法之优越性的终极源泉和最终原因。

第三，平等价值存在混乱，各种含义的平等经常遭到混淆，为平等而扶助弱者的努力还有待加强。[11]关于美国宪法与劳动问题的脱钩，参见James Gray Pope, Labor and the Constitution: From Abolition to Deindustrialization, 65 Tex. L. Rev.1071(1987)。

最新案例如Janus v. AFSCME, 585 U. S._(2018)。效率价值体现在第1条对于立法目的的宣示：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0世纪以来，民主开始进入经济领域。自由与平等的宪法价值，都依靠劳动来支撑。历史地看，奴隶制当然有反动的一面，逃奴条款也很可能反映了美国制宪者的阶级局限。

三是劳动是先于宪法而存在的逻辑前提，宪法一旦离开劳动就会崩解，这种形态切合所谓劳动人民制宪的观点。而这并不意味着劳动法惟效率是从，要点在于不同价值之间的辨析与协调。[34]但总统通过身份位阶的差异强迫后者提议全民公决，全民公决启动权成为了总统完整行使的权力之一。

然而这一定性不太准确，法国学界在此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学界讨论主要集中于宪法类型多歧化、政治体制分类的客观标准不统一等问题。[21]法国总统成为连接立法权（议会）、制宪权（人民）和权限争议处理者的机构，是法兰西国民利益的最高裁判。尤其是在更为常态化的非共治时期，总统可以随意撤换总理（法国《宪法》第8条），而无须考虑国民议会的意见。在法国宪制的发展中，全民公决的启动条件从限制型走向宽松型。

在行政二元体制下，总统与总理应有分工：总理负责领导政府决定并执行国家政策（法国《宪法》第20条）。国会不能拒绝此项请求。

米歇尔·德布雷（Michel Debré）作为深度参与法国制宪的学者1958年8月27日在最高行政法院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总统是仲裁者且仅仅是仲裁者。法国《宪法》第20条应将总理负责国防的职权改为执行总统的决策。因此，明晰组织法、激活弹劾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强化宪法委员会的监督势在必行。

[14] 其三，虽然各方在改革层面存在目标共识，但是没有对具体路径形成合力。1875年7月16日的宪法性法律走得更远，该法律禁止国家元首进入议会。依法国《宪法》第13条第2款、第3款及第4款之规定，总统须经部长会议任命最高行政法院成员、荣誉军团总长、大使和特使、审计法院大法官等重要职务。但自1960年起，戴高乐便将宣告会议召开的权力解释为可以否决会议召开的权力（droit de veto），并以此形成事实上的特别会议否决权延袭至今。

2018年在马克龙主导下，政府以为了一种更具代表性﹑更负责任和更有效率的民主为名向国民议会提出修宪草案。行政权在社会经济领域表现平庸，未如制宪者预期。

我们可依据法国宪法规范对法国总统权力进行递进性规范论述：常态下消极的权力运行、国家机构争议中的权力运行、紧急状态下的权力运行。（一）常态下不介入国家机构日常运行 如《社会契约论》第四部分中，卢梭引入保民官的意图是在常态政治下平衡政治结构：当人们不能在国家各个机构之间确定一个严格比例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不可消除的原因在不断改变它们比率的时候，于是人们便创立了一种特殊的行政机构。

[43] （三）责任体系乏力 首先，制宪者的初心是奉行总统无权力则无责任，依制宪者的最初设想，总统既不直接参与行政管理（法国《宪法》第21条），也无立法动议权（法国《宪法》第39条），因此总统在履职时无须承担因职权行使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法国《宪法》第68条），叛国行为除外。理论上，法国总统代表法国国民的利益，而不是选民的利益。但目前而言，远未形成可操作的改革方案。[23]特别权力属于国家元首的专属权限，其行使该权限时无需副署。[30]1962年戴高乐援用法国《宪法》第11条，通过全民公决修改宪法以实现仲裁者权力，将法国总统选举模式改为直接选举。[33]其二，总统提请全民公决时应经政府的提议并处于议会会期。

但左右共治现象的出现清晰呈现出宪法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落差。另一方面，根据法国《宪法》第68条的规定，如果国家元首违反职责，出现明显不符合其行使职权的情况，可由特别高等法庭将其免职。

例如在第三次左右共治时期，时任总理的若斯潘（Jospin）提出为批准《欧洲少数民族区域语言公约》进行修宪的建议，但时任总统希拉克在不启动总统修宪权的情况下便对若斯潘的建议予以否定。[59]这一改变也符合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

因此未来有关欧盟政策的形成中，法国总统应可以在将政策议案提交欧盟理事会之前，在国民议会以问答形式进行，由国民议会对政策草案进行投票，使国民议会投票成为议员民主监督总统权的重要方式。（一）共治时期的规范运行 所谓共治，指国民议会选举后议会多数派与总统来自不同的政治阵营。

目前中文文献对法国总统职权的研究多集中于纯理论研究层面，着重对作为框架秩序的文本进行解读，而未能直面政治事实对规范意涵的改变。宪法修改的草案或者建议案，应依照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接受审查，应由议会两院就同一文本进行表决。[52]总统职权的不确定性在政治学层面的反思首先聚焦于总统的普选本身是否能保证国家元首的政治正当性。此类模式虽然也把公民置于政治决策正当性过程的核心，提倡立法者创设的法律也被视为人民许可的结果，但强调的核心是治理者主导即行政权的积极运行。

一方面，宪法是政治法，对国家治理的核心权力——政治决策权进行法律规制，所以宪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具有更为突出的和直接的政治相关性。政府的共和政体不得作为修改的对象。

因此戴高乐通过解释宪法第11条绕过89条，以维护国家的名义开启全民公投达到修宪目的。例如在1982年7月30日冻结价格与收入的经典判例中，宪法委员会便对立法权侵入行政规章领域保持较高的容忍度。

希拉克任总统、若斯潘任总理。通过这一改革，戴高乐抛弃了早期制宪者所代表的共和文化，更倾向于一种制度上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e institutionnel）。

2.明晰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和责任 强总统、弱总理已成为法国政治体制的一大特征。其二，关涉某项国际条约之批准。2008年的宪法修改新增了第13条第5款，目的便是制约不断扩张的总统任命权。然而这一文义解释在实践中通常被总统职权异化。

但在政治事实层面，宪法委员会与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尤其表现为总统有权任命宪法委员会主席和3名宪法委员会委员，且卸任的总统长期以来可进入宪法委员会。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迄今仅出现过三次共治时期，总时间未超过10年。

此外，总统还负责主持每周一次的部长会议（法国《宪法》第9条）。实质性条件有两项：一方面，必须是共和国的机构、国家的独立、领土的完整或国际承诺的执行受到了严重和直接的威胁时才能行使此项特别权力。

[8]诚然，戴高乐后续改革为法国人民保留了普选共和国总统的权利，社会阶层的分化体现了代表制、精英治理存在的必要性。在宪法规范层面，宪法委员会可在多个方面对总统权力形成制约和监督，例如监督总统选举的合法性（法国《宪法》第58条）、决定总统临时权力的替代问题（法国《宪法》第7条）、为总统特别权力的行使提供咨询（法国《宪法》第16、52、53、54条）以及在紧急状态下监督总统特别权力的行使（法国《宪法》第16条）。